宣传股长，说的是我自己，之所以迟迟动笔，顾虑太多。其实，写自己真的不是想炫耀显摆自己，天若有情天亦老，只是一直忘不了那段经历，忘不了和我同甘共苦过的那些战友那群好兄弟。
1985年10月，我由484团宣传干事调任师炮兵团宣传股长。484是我的根，是我成长的摇篮，我对这里一往情深，多么希望把在军校所学的专业知识回报给老团队。知根知底的团首长也不希望我调离。据师干部科长介绍，我从军校毕业归队的两个月里，团里两次打报告让我接任宣传股长，让现任编余或改任他职，但师里觉得对方比我年轻且兵龄比我短，没同意，而适逢炮兵团宣传股长空缺。我是革命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军人向来以服从为天职，我于是带着“天职，”也带着“无奈，”去炮团宣传股走马赴任了。
炮兵团驻扎安阳市，在安阳桥北岸。相传朱元璋打天下时，一次被敌人追得溃不成军逃到这里，往前是翻滚的河水，后退是疯狂的追兵，朱元璋心里暗叫“不好！”这时，一只庞然大物从河里一跃而起，横跨洹河两岸。朱元璋定睛一看，是条身长数丈的大鲸鱼。他急忙跳到鲸背上向南逃去，躲过一劫。朱元璋当皇帝后命人在此修鲸背状石桥以示纪念。这就是安阳著名的八大景之一鲸背观澜，现今的安阳桥。跨过这座桥往北两公里就是炮兵团。炮团与师部大院隔河相望，与485团相邻，区位优势，南临洹水，北望韩陵，东接御道，西依京广，这里既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旅游胜地。国家3A级旅游景区袁世凱墓和5A级旅游景区世界文化遗产殷墟博物院都在附近。营院旁边的滑翔机场其周边一望无际的原野，也是踏青赏景的绝佳之地。从小县城到区域中心城市，或许是许多人向往的。
初来乍到的我却高兴不起来，甚至有些失落感。当时宣传股有三名干事，都是副营职，一名宣传干事，68年入伍，已确定转业；一名文化干事，69年入伍，常年被借调师文工队；另一位是新闻干事，和我同年兵73年入伍，也面临转业。俗话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我不是好汉，更需要帮手，独木难支啊！当务之急是落实编制，解决人手不足问题。团长政委说，选调干事股长说了算，工作搞不好股长负全责，首长英明，让我在全团连排干部中选拔干事。我人生地不熟，多谢干部股长张金生鼎力相助，他对干部队伍了如指掌又有一副热心肠，向我详细介绍全团连排干部素质情况，多次陪我下连队摸底面试，在他的建议下，经深入了解，第一个被选中的是团指挥连台长张移山。事实证明这个干事选对了，虽说是技术干部，但人精明，勤奋好学，我不才，写的东西也不成体统，可他偏要当宝贝，把我写的材料汇编成册，移山进步很快，未费愚公之力，就被师政治部看中调到干部科。我选调的第二名干事叫彭志学，导弹营的指导员军校学友，他在指导员队，我是机关政工队，在校有一面之交。第三名干事叫扈晓杰，是西安政治学院毕业分配的。编制落实人员就位，我尽其所能以学代训，结合实际做好传帮带，工作渐渐步入正轨。
炮团是个先进团，多项工作走在全师全集团军乃至全军区前列。身处先进团队，无形中多了一份荣誉感和责任心。上任初期，终日碌碌如蚁，每次专题教育，要组织集体备课，要写专题报告，还想出成绩琢磨着抓典型写简报等等，事无巨细，新上任的干事尚未能独当一面，我只好事必躬亲，注重身教。除日常性工作，还有两个经验交流材料责无旁贷的落在我身上。次年开春与初夏，54集团军和济南军区要在炮团召开技术预防现场会和基层文化工作现场会，团长政委要在会上分别作经验交流发言。现场会的成功与否，交流材料是重头戏，为此常常挑灯夜战，有时赶写材料至通宵。第一个材料还算顺手，上级主管部门审稿一次通过，而第二个材料却让我绞尽脑汁，感到很棘手。当时，改革开放的春风席卷神州大地，地方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通过多种渠道渗透到军营，干部战士也迫切希望从地方的文化生活中寻找乐趣。这样，地方对部队的“冲击力”与官兵对地方文化生活的“向往力，”在客观上形成一种“里应外合”的局势。因而，实行“开放引进，”搞活部队文化生活，已成为稳定干部战士思想的客观要求。那么，究竟如何把握开放引进的方向，怎样处理引进与继承的关系等等，都不仅仅是单纯的经验问题，事情本身又带着一种探讨性。我心存顾虑，怕说不清道不明，让人疑惑丢了“兵味”，失去我军传统文化活动特色。这种顾虑是我提笔犯难的主要原因。好在有集团军宣传处掌舵把关，处长亲自修改润色，炮团党委《实行开放引进，活跃基层文化生活》交流材料大获成功，现场会引起强烈反响，会后不久，总政治部转发全军。
宣传股是司政后三个机关中摊子最大人员最多事情最杂的部门，有报道组，有电影组，有图书室，时逢上级组织文艺汇演或篮球排球比赛，还要临时组建演出队和篮球排球队。在其位谋其职，谁当股长谁都想经营好那一亩三分地。可我才疏学浅，只能抓住重点，兼顾全面，把思想政治教育作为首要任务，放在突出位置。争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革命军人，是80年代我军政治工作的主旋律。为唱响主旋律，弘扬正能量，我用半个月时间跑基层搞调研，同营连政工干部深入座谈探讨交流；和战士打成一片，促膝谈心，倾听呼声。掌握第一手材料很重要，我强烈的感觉到，倘使“四有”教育更加深入人心，真正形成动力，需要把理论灌输同直观教育结合起来，究竟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方法，尚无成熟的思绪，希望召开“诸葛亮会”，发动教导员指导员们献计献策。我将调研情况及个人想法向政委董元文作了汇报。不谋而合，政委想的更深更远。政工会开的很热烈，大家有备而来，紧紧围绕争做“四有”军人这一主题，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或就事论事或举一反三，没有长篇大论没有大话套话。“我觉得搞四有红旗评比竞赛比较合适。”发言者是一营教导员赵光坤，他的语速不快不慢，简单明了地阐述了自己的意见。此言一出，拍手叫好，不愧是“老政工！”一石激起千层浪。与会人员一致赞同，跟着赵光坤的思路，你一言我一语纷纷发表意见。我据会议酝酿情况，起草了关于开展争做“四有”革命军人红旗评比竞赛活动方案。各连以“食堂文化墙”为阵地，开辟竞赛专栏，每月一评比，凡当月评选为“四有”军人者，在个人竞赛栏里挂小红旗一面，全年累计，胜出者为年度“四有”革命军人先进个人。红旗招展，天天都相见。文化墙瞬间成了竞赛场，大家你追我赶，不甘落后，争做“四有”革命军人在全团蔚成风气。
把部队教育与社会教育有机结合起来，是炮团思想政治教育的又一亮点。印象最深的有两项活动：一项是聘请战士家乡领导当部队思想政治工作顾问；二是组织优秀战士回乡作报告。我笔记里对第二项内容记的较详细。87年7月中旬，我们组织8名优秀战士分两个组到河南淇县、河北正定县进行巡回报告。正定县这个组由我带队，报道组李家华战友随我同行。那年的七月特别热，但天气再热，也比不过当地领导和父老乡亲们对子弟兵的热情热。何毅副县长亲自为我们接风洗尘。我们一行6人被安排在县政府招待所。走进大厅，见到黑板上有行醒目的粉笔字：“今天出场：100个婆子！”原来《红楼梦》剧组和演员也住宿在这幢楼里，正定荣国府景点拍摄已进入尾声。两个报告组先后给县直干部职工、乡村领导、现役军人家属、青年民兵和学生作报告18场。战士们既讲个人成长进步史，又讲家乡政府的关怀亲人的支持。他们不忘家乡养育情，甘为祖国献青春的动人事迹，深深打动着家乡亲人的心，迎来阵阵掌声。掌声里有感动与欢欣，有信任有支持，更有鼓励和鞭策。报告一结束，正定县何副县长和淇县张副县长及时召集有关部门领导就拥军优属工作专题研究，制定了开展“拥军四好”活动细则，成立了义务拥军服务队。战士小刘的对象是正定县鞋厂的正式职工，一度认为找个“大兵”不般配，听了未婚夫的报告十分感动，表示和小刘永远相爱。组织优秀战士回乡报告，激发了战士们争做“四有”革命军人的热情，进一步调动了他们为部队建功立业的积极性。上述两项活动，分别被集团军和军区转发。
如果说前“三把火”烧的还可以，而第四把火是我极不情愿的，用战友调侃的话，烧自己屁股了。事情还得从头说起。百万大裁军之后，全军各级领导机关都十分关注干部队伍稳定情况，集团军宣传处长让我以此写一篇调查报告。我有些为难，担心会生发负面影响。处长说只是个人掌握情况，不扩散。话都到这份上，我虽有顾虑，却不好推辞。为稳妥起见，请干部股通力协助。摸底调查采取无计名填表的方式（要求填写：你对走留问题作何选择？原因何在？）调查表是我和干部股长一起议定的，以干部股的名义下发和回收。除团首长外，在家的124名干部都参加了调查。结果显示：想转业的53人，占42.7%；想留队的71人占57.3%。想转业的有三类情况13种不同原因。尽管如此，绝大多数同志依然尽职尽责，从没影响工作。我们根据平时掌握的情况，感觉有些同志说的并非心里话，口头上要求转业而实际想留队继续干。究其原因，有的觉得不随大流，怕别人说自己是“官迷；”有的想探领导口气，摸个人前途的底；也有以“转业”为由头，期望组织帮助解决实际困难等等，此类情况占多大比例很难说清。所有这些，我都写进了报告里。董政委审阅后批示：“此报告综合分析很好，但干部队伍波动面过大，建议进一步核实后再上报。”还是政委有先见之明。可我想的过于简单，以为自己同干部股长一起复核多遍数据无误，且报告仅供宣传处长个人掌握，没有重新核实，直接将这篇没署名的调查报告发送出去。没曾想到，《162师炮团干部队伍思想状况调查》被集团军《政工情况交流》刊发，并署有我的名字、职务和单位；更没想到竟然有人以“读者来信”的形式发到军队内参。此件引起军委首长的高度重视，批阅：“干部队伍波动面这么大，怎么得了！”于是批转到总政，总政批转到济南军区。再后来，师长宋德开带着那份《政工情况交流》到炮团，在全团干部会议上点事不点名地对我提出严肃批评，他不相信想转业的人有那么多，批评我工作不深入，组织观念差，不该把吃不准或模棱两可的情况往上捅。会后，师长拍着我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小廖，你是个聪明人，咋办傻事呢？”当听我陈述事情的原委后，他豁然大悟道：“哦，原来你被别人当枪使了！”
炮团是一个温馨的大家庭。这里官兵平等，只有职务区别，没有贵贱之分；战友无论兵龄长短，天南地北，情同手足，亲如兄弟。在这个团队里，你像是置身在明媚的春光下，感觉整个世界都弥漫着醉人的芬芳，无比温暖无比舒心。
忘不了团长请客的那一幕。部队精减整编后，团机关的一些股室撤并，人员精简，留在机关工作的同志牢记大局观念，任劳任怨，忘我工作；股长以身作则，负重前行，在他们的带领下，机关办事效率高了，各项工作稳中有进。这一切杨俊忠团长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决定利用春节假期，请司政后机关的股长们去家中做客，好好犒劳下大家。为了大年初三这场午宴，他和他的“贤内助”已经忙活几天了，家宴丰盛，饭局洋溢着亲和的氛围，团长不停的给大家酙酒劝菜，还说了许多暖心的话。这是我调到炮团后的第一个春节，因妻儿来队休假我说明原由没去赴宴，第二天路过团长家门前，他硬是塞给我两瓶酒，笑着说：“请客不到罚酒两瓶！”盛情难却啊！望着他写满温厚与友善的面孔，我被征服了，又一次的被感动着。 喝了这杯酒，接着上一篇往下说。 那篇调查报告既然师里有了“态度”，团里也该有个“说法。”可是几天过去了，却风平浪静，不论是政委，还是团长，以至于我的顶头上司政治处主任，谁也没跟我提及那件事，就像从没发生过一样。一周后的周末，我如约而至来到主任李亭云家，董政委先我一步到达，这次饭局只有我们三人。或许有朋友问，怎么又讲吃喝呀？我以为吃喝是中国最大的国情，待人接物，迎来送往都少不了它；正当的吃喝能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是情感交流的桥梁与纽带。我一俗人，离不开这些世俗的东西，本篇还要涉及。正说着话儿，李家嫂子把香喷喷的饭菜端上来了。推杯换盏间，像是不经意提起了“那件事，”主任先开头，唱主角，政委敲边鼓，附和着，指出“调查报告”带来的负面影响，分析了产生问题的原因，要求我在政治处干部会议上做自我批评。酒肉穿肠过，善意心中留。他俩是首长更胜似兄长，句句和颜悦色，字字推心置腹。看得出，团里已经理解我当时的无奈，找我谈心实为对上级的“回应”。响鼓不用重锤敲。我虽然笨，却明白其良苦用心，尽管自己认为无大错，可还是虚心接受二位首长的意见，认真做了自我批评。事后证明上级并没有计较那篇调查报告，要不然，事隔不到一年我咋升职为政治处副主任呢？
在宣传股这个小家庭里，也同样充满着和谐温馨。上下级之间，同事之间，精诚团结，合力同心，工作上密切配合，分工不分家；生活上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情谊浓浓，其乐融融。
调到炮团后，按照论资排辈的贯例我搬进股长宿舍房，一人住着一套房，空荡荡的。图书管理员吴敏怕我寂寞，把图书室闲置的一台电视机搬过来，只当给我找个伴儿。部队有个规定，每晚组织收看新闻联播，一些战友，包括左邻右里总喜欢跑到我家里看，我寝室里经常挤满了人，好不热闹。为方便起见，我索性给报道组留下一把钥匙，我不在家时，他们也可以进来看电视。
那年10月下旬，我下连队蹲点搞老兵退伍教育。一天下午，李家华战友打电话让我回去吃晚饭，我正在开会，没多想就答应下来。下班回家一看，惊呆了，滿满一桌子菜，有鸡有鱼有肉还有好几个小炒，并备有红葡萄酒，比年夜饭还丰盛。李家华和报道组的严泽波、彭启毛等战友已等候多时，置办这晚餐，他们几乎忙了一整天。我不解其意便问：“今天是什么节日？”李家华说：“是你的生日！”我看了看墙上的日历，果真是的。我一直以来记的都是阴历，所以入伍多年来年年忘记过生日。这是我在部队期间的第一个生日宴，是家华牵头操办的，我不清楚他怎么知道今天就是我的生日。那晚上没人唱生日快乐歌，也没有生日致辞，甚至没有一句客套话，但战友之间的感情却是那么纯那么真，都写在脸上，尽在不言中。每每想起这件事，心里暖暖的，感激之情无以言表，唯有铭记于心。
我也爱我的战友，他们都是我的兄弟，能在一起共事那是缘分，下辈子不可能再有这个机会。我珍惜这段缘，总想以真诚的心，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总希望尽自己的微薄之力，关心照顾和帮助我的同事我的部下，期望他们天天向上，开心快乐度过军旅生活的每一天。当然，这都得益于各位首长的言传身教。
彭志学干事的爱人和孩子来部队休假，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住房，我便把自己的宿舍腾出来让他们入住，他家属休假一个多月，我在外面打了一个多月游击，和别人搭伙住一间房，还好，志学没把自己当外人，性情中人，我放在柜子里的那几瓶酒，他同战友们一起分享了。试想想，若无兄弟情分，能这样随便吗？
80年代中期，我军取消了司号兵编制，由电子军号取而代之，播放军号统一由团电影组负责。按照一职多岗分工，放映员康全洲负责军号播放。小康入伍不满一年，羽翼未丰，年轻人瞌睡大，时有误时现象。电影组组长李志明为此没有少操心，也敲打过多次，仍没治好他的“冷热病。”一天凌晨一点半，宁静的军营突然响起起床号，响了几声戛然而止，没有产生大的影响。号声就是命令，非同小可。出罢早操我立即赶到电影组。李组长也意识到事情发展下去的严重性，诚恳做了自我批评。其实小康每天晚上都把闹钟放在枕头旁边，可有时闹不醒他，这次从睡梦中惊醒，把钟表的分针看成时针。解铃还须系铃人。我让电影组拿出整改措施，让小康早饭后来我宿舍一趟，想和他好好谈谈心。小康按时来了，像个做错事的孩子，低着头站在我面前，不一会儿汗水浸透了衣衫，我几次劝他坐下他都不肯。本想让他减轻心理压力才来这里，没想到还是很紧张。为拉近感情距离，我陪着他站着，以亲和的语气聊天的形式同他交流。既充分肯定他的工作成绩，又毫不遮掩地指出其误时现象；阐明了军号的重要作用，也讲清了误时播放的负面影响；分析了误时的原因，并探讨了避免误时的办法。鼓励他放下包袱，轻装上阵，言明领导和战友们不会因此对他另眼相看，会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这之后，小康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办事稳重，工作卓有成效，当兵第三年成为了一名预备党员。他把幸福洋溢在脸上，我把幸福藏在心里。作为他的入党介绍人，我由衷为他感到高兴。
按说我接触最多也理解最多的当属报道组的战友。这决非我厚此薄彼，只是有着相同的经历，多了份感同身受。86年年末，政治处办公会研究审核全团“双先”评比名单，我根据报道骨干的工作表现和上稿情况，提议给李家华和严泽波二人报请三等功。团党委会议以突破指标为由（报道组无正式编制，其人员编制在连队）未通过。这结果出乎意料。我一方面要求家华、泽波正确对待，一方面“游说”首长，努力把立功名额争取过来。找谁最合适？找政委？他是党委书记不便轻易表态；找政治处主任或其他首长？都是常委一般成员力度不够。想来想去觉得团长最合适，他是党委副书记，任职时间长威望高。我向团长认真汇报了两名骨干的工作表现和业绩，请他出面做工作，争取团党委酌情考虑二人立功问题。团长善解人意，让我写份签呈送常委们签阅。我立即照办。请谁先签阅？我想到的还是团长，他却让我先找其他常委。我自然不乐意，笑容可掬地说：“谁让首长您德高望重呢！”他爽朗一笑，说：“狡猾狡猾的！”于是大笔一挥，“同意”二字跃然纸上。拿着“尚方宝剑，”我心里特别踏实，一路绿灯，水到渠成。
转眼间，报道组的三名骨干当兵已第三或第四个年头。我希望他们更有作为，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提议他们报考军事院校。我明确表示给他们三个月的复习时间，在此阶段不要考虑采访写稿，全身心的投入到学习中去。彭启毛放弃，而李家华和严泽波突然在即将应试时改变报考志愿，最终被士官学校录取。凭我感觉二人都有能力考上军官学校，对其自降门槛我替他们感到惋惜。值得欣慰的是他们后边的路走得很顺，前途一片光明。对我这个老兵，也一直念念不忘。家华已经是正师级领导了，还每天微信问候，对我仍象当年那样首长长首长短的。他在恩施军分区任政治部主任期间我们相聚过，这天正好赶上铁路抢修晚点，我不让接站，他还是去了，在候车室等了两个多小时。那年“十一”假期，泽波邀请我和家人到湖北京山做客，他刚由宣传部副部长调任文化体育和新闻出版局局长，作为“三局合一”的首任局长，任重而道远。几天的吃住行他都拒绝办公室安排，由他自费。为让我们品尝那道特色菜“小狗抓鸡”（山上散养土鸡，由小狗抓捕再宰杀），驱车几十里到山里吃农家饭。闲聊中他说起一件鲜为人知的事：当年农村籍战士都想开车，想把这门技能作为退伍的谋生手段，泽波够条件想回连队当司机，便征求我的意见。我说：“写好报道一切都有了。”听了这句话，他改变了主意。泽波说，这句话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让我受益终身。其实这事我一点印象都没有。启毛发展的也不错，他转业到湖南娄底市委宣传部，工作得心应手。他多次邀请我去观光旅游，可一直没抽出时间来。我有个心愿，希望我们四人相约一聚，“把酒言欢，共叙桑麻。”
回想在炮团的时光，总有一些人和事，时而让我的内心深处泛起涟漪，感动莫名。我最想说的，是两个隔壁邻居，右边是前任宣传股长张刚，左边是干部股长张金生。初入炮团，偌大的营区看不到一个熟悉的身影，此时的我好像一个人孤零零的走在昏暗的马路上，不知道尽头在哪里。正在这时他俩出现了，友善的接纳了我这个“外来户，”成了好邻居。他们陪同我下连队，陪我去蹓弯，陪我聊天看电视，还时而小聚一下喝个小酒。无限的情谊驱散了我的孤独和寂寥，生活充满阳光。渐渐的，我们成了无话不说的知己，似同亲兄弟。既然是兄弟，我就不客气，到了周末，时不时的对着隔壁喊一声：“金生，晚饭多加一瓢水哈！”饭熟了隔壁传来一声喊：“老廖，你的那瓢水烧开了！”当然我也不是纯粹要噌饭，也想寻找家的感觉。那时候人们喝酒好用小酒壶小酒盅，金生家的闺女不到四岁好客又好奇，争着酙酒。头两盅没觉得，三盅过后金生笑着问闺女：“张颖，你咋总是给爸爸酒倒的多，给大大倒的少呢？”闺女仰起小脸很认真的回答爸爸：“俺家掏钱买的酒，凭啥让他多喝！”我俩都笑了，一口酒差点喷出来。几十年过去了，我们一直有来往，可是每次都吃住在酒店，再也找不到当年的感觉了。如若能穿越时空回到从前该有多好！我还想要“一瓢水，”还想感受那个氛围，还想让颖颖闺女再给大大酙一次酒，哪怕浅点，浅一点也好啊……
责编：李志明
